邓峰

作为一个家住湖北黄冈、近年来搬至武汉的90后，我未曾想到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替千万武汉人记录、书写封城生活，表达他们的恐惧、焦虑、渴求、希望与豁达、坚毅的奶奶级作家方方，居然会承受那么多非议乃至攻击、辱骂、构陷。

早在方方日记洛阳纸贵的武汉封城期间，网络上就有不少声音谩骂、攻击方方在抹黑国家形象，抨击方方享受湖北省作协前主席的退休待遇来吃饭砸锅。日前，因为方方日记将要在海外出版，攻击方方的声音更是屡见不鲜，如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因持续撰写香港文章而为世人熟知的兔主席，一些说法就比较具有代表性。兔主席在《上半场伤痕文学，下半场反中素材——点评方方日记美国出版》中写道：“对具体这本书，笔者也不想掩饰自己的看法——一点良心都没有。而且我极其看不上吃体制饭的人干这种事。纳税人资助你去国际上抹黑中国？他们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但不应该再和体制有任何关系，体制也应该把这种人立即开除。”更有甚者，一些偏狭声音，构陷方方是在“出卖国家利益”，是“民族罪人”。

对于这类声音，我着实感到诧异。诚然，方方日记并非完美无瑕。早在方方日记撰写之初，就有声音指出方方日记不够深刻，没有点出更本质的问题，也有武汉人认为她的日记未能完整反映出市民的苦闷、憋屈，还有人说方方日记只是她自己的疫情观察，个人色彩太浓，不太全面，缺乏整个国家的宏观视角。但这些讨论乃至批评声音都是正常范围内的观点碰撞，没有否认方方日记已成为武汉封城一个文化符号的基本事实。1月23日的武汉封城是中国抗击疫情的转折点之一，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有效阻止了病毒的扩散。但事有两面，在封城措施正确性、必要性的背后，是当时千万武汉人的焦虑和恐惧。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到3月25日武汉以外湖北各市州解封，再到4月8日武汉解封，整整76天之内，虽有许多媒体和写作者来记录、关注武汉封城，其中不乏勇敢冲到武汉一线的记者，但能在整个国家引发现象级关注、共鸣的，唯有连续60天笔耕不辍的方方日记。

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戴建业教授的说法，武汉封城以来，“夜晚上床前，早晨起床后，武汉人第一件大事就是看方方日记，既从她那儿了解疫情的变化，也从她那儿感受武汉人的忧戚”，“在这次人人生畏的疫情中”，方方“蔑视四周的冷嘲热讽”，勇敢地“写出了武汉人面对生死的豁达坚毅”，“写出了武汉人的希望与沮丧，眼泪与欢笑，卑微与尊严”，“写真事，说真话，有真意，露真情”，“直达百姓的心坎”，“方方日记是难得的日记体散文，更是宝贵的武汉封城‘信史’”。

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日记，怎么就成了一些人眼里的吃饭砸锅？怎么就抹黑国家形象？难不成在这些人眼里，任何真实记录武汉封城的文字，都是吃饭砸锅、抹黑国家形象？或者说，他们认为千万武汉人在疫情期间的焦虑、苦闷、恐惧，都不该有？如果是，该是多么冷血无情。如果不是，那为何要把方方真实记录武汉封城的文字，上纲上线和污名化为吃饭砸锅、抹黑国家形象？何况，什么是吃饭砸锅？什么是抹黑国家形象？方方享受的待遇是人民纳税供养的，她以一个作家的良知，替人民书写苦难，何来吃饭砸锅？难道一些人把作为公产的政府，扭曲为私产的企业，所以当方方替人民书写，就背离了作为私产的企业的利益？倘若如此，才是真正吃饭砸锅，才是对政府角色的颠倒和极大扭曲。至于抹黑国家形象，同样难以服众。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建立在直面事实并勇于反思之上，而非也不可能是建立在掩盖真相、扭曲事实上。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那些容不下社会多元声音，动辄上纲上线的人，才是给国家形象抹黑。

当然，不可否认，海外一些人在出版和看待方方日记时未必公允，甚至不排除戴着有色眼镜，扭曲解读方方日记的可能。尤其是在疫情肆虐全球，国际舆论上有不少傲慢与偏见的声音，将责任简单推给中国，乃至要求中国赔偿的背景下，有人担心方方日记会被利用，的确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提醒。但纵使如此，这并不能成为针对、攻击方方的正当理由，尤其不能像兔主席文章那样背离事实，不当指控方方“一点良心都没有”，更不能错误构陷方方“出卖国家利益”，是“民族罪人”。面对这样一位替人民书写的奶奶级作家，如此声色俱厉地攻击，于心何忍？

要知道，方方作为一个作家，她冒着争议和压力，记录武汉封城后自己的所思所感，往小的层面说，不论是否出版，都是她个人的权利，是一个作家受法律保护的出版自由。往大的层面说，方方日记作为武汉封城的一个文化符号，极具记录和反思的价值，不论是为了让世人了解武汉封城的更多面相，还是为了给人心和历史留下一份存档，都应该在海内外出版。反对者至多可以规劝方方日记此时在海外出版的时机未必恰当，要小心被人利用和扭曲，却不能否认方方日记出版的正当性。而且一些海外人怎么解读方方日记，是海外人的事情，你如果不同意，正常去驳斥就行，没必要因为一些海外人有可能怎么想而迁怒于方方。否则，若随着一些海外人起舞，以他们的好恶来裁决自己国家作家的命运，就太不可思议了。

总而言之，方方日记是武汉人、湖北人乃至整个国家面临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一代人以来最严峻公共卫生灾害时，写出了无数武汉人心声、引发广泛共鸣的纪实性作品。对于这部作品，不同人有不同看法，乃至在理性范围内的争论、批评，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属正常现象。对于方方日记此时在海外出版，是否为恰当时机，人们同样可以有不同看法，这都是正常、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在缺乏足够事实依据情况下，对方方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指控她“一点良心都没有”，构陷她“出卖国家利益”、“民族罪人”，实在过于颠倒黑白，拉低的是中国人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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